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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许多人看来，这份国安战略就像一盘“大杂烩”，无法被简单归类到任何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不少专家都对此措手不及，但我并不意外。早在2025年年初，我已大致勾勒出这份战略的总体框架。比如，我在3月和7月先后指出，美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数十年来海外过度扩张的代价、美国工业基础的空心化以及对手国家的崛起等，一直在迫使美国体系进行一场亟需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塑。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追踪美国背后的原始行为逻辑的人来说，这份国安战略不过是重申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如今，美国正迈入一个目标明确且毫不掩饰的、以霸权巩固为主导的帝国阶段。新的战略方针将是强硬的交易主义，把原始实力与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伪装之上，这与过往的“自由主义帝国”模式截然不同。在旧模式下，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既是核心政策驱动力，也是数十年来美国推行全球干预的正当理由。正如前文援引的分析人士所言，这份国安战略毫不避讳地表明，为实现自身目标，美国保留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利。文件内所谓“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章节，不过是用华丽辞藻包装“美国将在全球随心所欲”的说辞。
自由国际秩序立足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取决于两大核心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一是自由派意识形态规范，如自由民主、法治、人口与宗教多元主义等；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两大理念体系向来被捆绑在一起，包装成看似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的模样。二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念体系，该体系推崇，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须被逐步引导，效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模式来塑造自身。而这一过程，既是人类通往更美好世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必经之路，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目的论层面的“进步”。
在这份国安战略的起草者乃至许多人看来，自由国际秩序从本质上而言是“违背常理”的，因为它严重悖逆了人之本性。尽管其出发点名义上是善意的，但自由国际秩序所预设的“理想人类”，实则是“经济人”的翻版——这类人一味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无所依附，不受历史传统、身份认同与血脉传承的羁绊。这是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最直白的诠释：人被视作一种资源，不过是未经筛选、可随意替换的资本，只为在无障碍的全球市场中实现最优配置与高效调度，以换取最大化的投资回报。
自由国际秩序试图抹除一切差异，包括那些赋予生命意义的差异，这就使得个体脱离了维系文明存续的家庭、信仰与社群的天然联结。当它将个体自主权奉为圭臬时，任何持久社会秩序赖以存续的道德准则与生理根基，便都遭到了侵蚀。如此一来，美西方国家正深陷“流行病级”的孤独感、宗教认同度大幅下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崩塌且普遍对未来心怀忧虑，而最具警示性的是，生育率持续走低。在自由国际秩序下，此类乱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十年来，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便是推行大规模移民政策，其背后的逻辑预设是：一名索马里移民或叙利亚战争难民，不过是同质化的原始劳动力资源。作为即插即用的劳动力单元，无论将他们安置在明尼阿波利斯、斯德哥尔摩还是科隆，只要辅以恰当的激励措施和几门语言课程，就能稳妥地将其转化为良好世俗化、依法纳税且遵守法治的美国人、瑞典人或德国人。但正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所言，自由国际秩序世界观拒不承认一个事实：国家“绝非随意划定的地理疆域，并非无论居住者是谁，都能始终保持其固有属性”。
在未来数年里，特朗普政府将着手巩固这片势力范围，其手法对于熟悉美国对拉美政策史的人而言并不陌生。而若想系统了解这段历史，不妨研读沃尔特·拉菲伯（Walter LaFeber）的《不可避免的革命》（Inevitable Revolutions）与拉尔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的《美国的阴影》（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前者详细记述了美国为维护自身经济主导地位，反复对拉美事务进行干预的历史周期；后者则深入剖析了美国霸权在该地区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政府开始采取“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策略：凡与美国利益保持政治一致并予以配合的国家，都会得到奖赏。华盛顿正通过财政与外交支持，公开为阿根廷米莱政府撑腰；同时加强与圣地亚哥·培尼亚领导下的巴拉圭的关系，与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保持稳固联系，并推动将何塞·耶里领导的秘鲁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美政府授予非北约成员但与其保持战略军事合作关系的盟国定位）。相反，左翼政府则面临巨大压力：委内瑞拉目前是军事干预的首要目标，古巴则可能是下一个将被重新介入的对象，而洪都拉斯也已被置于严密审视之下。
多位分析人士已预见到这一地缘政治演变，并将其解读为成熟多极秩序的开端。史黛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在2025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便将这一动态刻画为大国竞争“教条外壳”的终结——此前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默认战略，是同时聚焦于遏制并“全面超越”中俄——以及“大国共谋”时代的开启。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各大主要行为体仅在各自的“后院”维持秩序，同时避免触碰彼此的利益底线。
我们确实正在告别自由主义霸权时代，以及它所预设的普世规范与无限扩张逻辑。但我们尚未进入一个新的大国协调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空位期。在此期间，各主要大国都在专注于解决自身的特定问题。……目前尚无任何一方处于能够确立新国际秩序的稳固地位。……这场博弈最显著的表现，是势力范围的缓慢划定过程，尽管正在加速。这正是在乌克兰、中国台湾省、叙利亚、南高加索、中亚、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区等地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些冲突中的每一个，都是正在进行的更大规模地缘政治重组在当地的具体体现。
这一日渐清晰的现实，要求美国的地缘战略思维必须从“两极”概念向“多极”概念重新调整。例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本依然流行的两极论著作《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其核心观点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大玩家争夺欧亚大陆主导权的零和博弈，该书至今仍对地缘政治思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下，这种框架必须让位于一种更混乱、更难以预测，但更符合可见现实的视角：即前《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主编、地缘政治理论家达米扬·克尔涅维奇·米什科维奇（Damjan KrnjevićMišković）在其2023年关于丝绸之路地区的分析中所勾勒的“大牌桌”（Grand Card Table）理论。
在这种视角下，地缘政治就如同一场高赌注的扑克博弈。牌桌旁坐满了各路玩家，随着牌局推进，有人入局也有人离场。在这场博弈中，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与隐藏实力，其重要性不亚于实打实的物质力量。毕竟博弈的目的，是操纵一众竞争对手的预期，要么诱使其退缩，要么引诱其过度扩张。这是一场动态多变且呈多极化格局的牌局，除非有玩家能连续多轮拥有逆天运气，否则绝无可能出现唯一的赢家。况且，鉴于牌面、玩家与赌注都在不断重新洗牌，在某一区域回合（比如中亚）拿到的一手好牌，并不足以保证在另一区域（如印太地区）也能占据优势。
在阐明上述立场后，报告随即对欧盟主导下欧洲的当前发展路径提出严厉的公开批评，抨击欧洲正因有害的移民政策、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及过度管制，陷入一场“文明消解”的危机。报告指出，若此类趋势持续，从长远来看，最迟数十年内，部分北约成员国的人口结构就很可能转变为非欧洲裔占多数。届时，这些国家是否仍会秉持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时的初衷立场，如何界定自身国际定位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都将成为悬而未决的疑问。针对这一局面，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在欧洲各国境内培育能够当前发展路径的力量。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世界观，以道德正当的多元主义为外衣，实则奉行的却是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认为，任何国家无论以何等和平、何等恪守主权原则的方式拒绝采纳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模式，都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关乎存亡的根本性威胁，因此必须通过制裁、颠覆乃至武力手段予以矫正。譬如拜登政府所鼓吹的“民主与专制对立”论调，这一论调将一众非自由主义政权草率地划入同一阵营，仅仅因为这些政权拒绝认同西方所谓的唯一正道，却对“专制”绝非一种统一、连贯的意识形态这一关键事实刻意无视。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言：“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反观特朗普政府新发布的国安战略，它正对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拥护者们直言：“你们说得没错——‘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而如今，这份不公的矛头，恰恰指向你们自己。”报告借用了这套毫不妥协的零和逻辑，反手将其对准了这套逻辑的缔造者——自由主义阵营。报告称，欧洲乃至其他地区正在上演的文明自我消解，本质上是对当地民众及其表面上的民主政治体系施加的残酷不公。自由国际秩序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威胁，必须予以和根除。
这一论断的颠覆性不言而喻：一份美国官方战略文件，竟公然宣称本国精英阶层及西方多数盟国政府所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成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必须对其加以遏制、逐步瓦解乃至最终根除。这堪称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长电报”的逆向版本——曾经用于打击海外的“遏制战略”，如今被调转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全球派精英群体。之所以采取这一转向，核心原因在于美国认定唯有如此才能将欧洲牢牢掌控在自身势力范围内，同时阻止地缘政治对手染指欧洲的工业基础、市场资源以及专业人才。
在印太地区，美方的策略是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奥库斯（AUKUS，由美英日澳组成的军事联盟）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此牵制中国，同时避免过度消耗有限的军事资源。在中东地区，美国将借力三大抓手，将地区稳定外包给当地行为体：一是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构建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亚伯拉罕协议》，三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这条走廊正逐步演变为“走廊集群”，我将其称之为“新黄金之路”。在横贯中亚至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沿线，美国则计划整合“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TRIPP）、中间走廊，以及扩容后的“中亚五国+美国”机制（随着阿塞拜疆的加入，该机制现已升级为“中亚六国+美国”），力求在不触发直接对抗的前提下，分化俄中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简单来说，美国的盟伴国家如今必须承担起其所在地区的首要责任，并推动落实配套的预算调整与政策变革，确保这一目标落地。未来数年，无论是上述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区秩序重构举措，还是其他未提及的相关布局，都将通过全套治国方略逐步敲定并推进：其中既包括代理人战争与停火协议的操弄、秘密渠道外交的斡旋、特定领域经济协定的签署（涵盖能源、稀土、半导体等领域），也包含经济激励与制裁手段的运用，以及必要时的武力威慑。这就引出了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的最后一项重大转变：经济治国方略，正日益成为美国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核心工具。
美西方国家最糟糕但完全可能发生的局面，是出现“经济内耗式衰退”，即维持现有复杂基础设施与各类系统的成本，超过了经济体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具体而言，对于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其福利体系本就耗资高昂、不堪重负，加之欺诈行为频发、非生产性移民涌入、退休群体持续扩大等因素，维系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可与此同时，支撑这类体系运转的生产基础却在不断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真的还能撑得住吗？常识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事态发展注定会有一方做出让步。
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眼下只剩一条路可走：转向内向型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重建自身的物质实力根基。这是一套系统性的经济与金融改革方案，同时辅以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具体包括贸易保护、反垄断执法、对战略产业提供补贴，以及通过多种隐蔽手段，有意识地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生产。对美国而言，还有一项独特举措，那就是调整现有盟伴关系与外交安排，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源汲取机制”，让那些希望持续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保护的盟友，向美国输送资本与技术。
这股变革浪潮同样延伸至供应链安全与关键矿产领域。美国政府正通过能源部以及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采取行动，整合资源组建起一个架构日趋清晰、实质上可被称为“关键矿产主权财富基金”的平台。相关举措包括对MP Materials公司（美国唯一规模化稀土生产商）、Trilogy Metals公司、Lithium Americas公司、Korea Zinc公司等企业进行投资，这些企业覆盖了多种关键矿产，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未来数年，部分态势或将陷入困局，尤其是在这份国安战略报告落地执行的情况下。关税壁垒高筑、通胀高企难抑、债务博弈加剧、技术领域震荡频发、文化层面反噬显现、移民管控持续收紧、遣返举措层层加码、缉毒行动不断升级、代理人干预接连上演、对外政权施压愈演愈烈、军费分摊分歧持续升温…… 诸如此类的乱象，都将接踵而至。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随着势力范围逐步固化为既定现实，昔日那层基于规则的虚伪外衣，也将日渐剥落瓦解。
